閻錫山 & 臧卓 - 適中求對的山西王：閻錫山回憶錄及其他

简介

中國近代史上最不能忽視的軍閥政要，名聲馳騁中外的山西豪傑！

閻錫山主政山西三十六年，其一生擁蔣也反蔣，聯共也反共，抗日也通日；擅以切換立場來因應外在風險， 終身貫徹「適中求對」的處世哲學，人稱政壇「不倒翁」。

「予於北洋時代，曾隨節赴晉，數見其人。…… 我總感覺到閻氏之特立獨行，深沉不露，計劃周密，謀而後動；民國以來，自國父與蔣先生外，閻氏當首屈一指。」──《臧卓回憶錄——蔣介石、張學良與北洋軍閥》

研究山西近代史，閻錫山是一個絕對無法回避的人物，他既是國民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，亦是行割據之實的亂世諸侯。自辛亥民國紀元起，經歷袁世凱時代及北洋軍閥時期，以至國民政府，洎於大陸變色。在山西省整整在職三十六年之久，因此被稱為「山西王」或「不倒翁」。閻錫山治理山西省的時期，為當地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環境，成為當時名揚四海的「模範省」。

本書分為三大部分：其一〈閻錫山早年回憶錄〉共有四篇，是閻錫山手寫，記述戎馬倥傯的前半生。其二〈閻公錫山傳略〉收錄於一九六三年的《閻伯川先生紀念集》，長達四萬餘字，對閻錫山的一生經歷有相當詳細的描繪，為文傾向褒揚而無貶抑，就客觀事實上多少有些差異。其三〈臧卓筆下的閻錫山〉為本書的精要，對名震當時的「中原大戰」有相當程度上的著墨，這是後人傳述上較為避重就輕的部分。臧卓幼時習經史，擅辭章之學。官拜國民政府的陸軍中將，參加北伐，對當時的各路軍閥相當熟稔。雖為武人，但學識淵博、文筆粲然，晚年在書院教詩詞及國學課程，可見其文史功力。本書編排上採循序漸進的方式，先從自身筆述，中轉親近部屬側身描寫，後由文史專家總結，讓讀者全方位了解這位名震天下的「山西王」波瀾壯闊的一生。

作者

閻錫山（1883-1960），字百川、伯川，漢族，山西省五臺縣人，清末舉人，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將軍府同武上將軍，中華民國國軍（及其前身國民革命軍）陸軍一級上將，北洋軍閥晉系領袖，曾任行政院院長、國防部部長及總統府資政等職務，並於民國三十八－三十九年期間短暫接替時任代總統李宗仁職務，是中華民國行憲至今唯一一位代理總統職權、形同國家最高領導者的行政院長。他所管轄之山西省經歷多場軍閥內戰、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依然屹立不倒，直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太原戰役結束後被共軍佔領為止，一共歷經三十八年，是眾多軍閥中紀錄最長者。

臧卓（1890-1975），江蘇鹽城人。幼時習經史，擅辭章之學。民國十三年，官拜陸軍部少將機要科長。民國十六年，任職武漢衛戌司令部。北伐期間，他先後在陳銘樞的第十一軍和唐生智的第八軍任參謀長。臧卓與汪精衛私交甚篤，民國二十九年汪偽南京政府成立，臧卓先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，軍委會第一、二廳廳長，點編華中和平軍四十餘萬，最後調任蘇北行營主任，統轄兩個集團軍，計十三個師。後因汪偽政權內鬨，被以「清鄉剿共不力」之名解職。抗戰勝利後，臧卓潛居香港，以教書為生。一九七五年春，病逝於香港。

目录

试读

閻錫山早年回憶錄

我幼年的時代背景與獻身革命的經過

我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（清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），那時中國與世界交通已達百年，因一切不圖進步，故事事相形見絀。在我的幼年時期，中國正處於政治窳腐，軍事失利，經濟落後，外交無能的極度黑暗時代中。清政府黯於時勢，當維新而不維新，有志之士咸認政府即亡國之前導，救國之障礙，無不義憤填膺，期以改造政府挽救國家為己任。但因主張不同，遂有保皇黨（又稱立憲黨，維新黨）與革命黨（初稱興中會，繼改組為同盟會）之分立門戶。前者以康有為先生為首，主張君主立憲。後者以孫中山先生為首，主張民主共和。

康有為、梁啟超戊戌變法立憲，受慈禧太后之阻撓而一蹶不振。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撓立憲，乃受中國四千年傳統的家天下思想所驅使，為了維護子孫帝業，即置國家安危於不顧。殆至我革命黨之力量屢仆屢起，澎湃全國，清廷方圖於癸丑（辛亥後二年）立憲，已不及措。後人每有謂「戊戌立憲，萬世帝王，癸丑立憲，國破家亡」，這實在是對領導失時者之真實寫照。

中國四千年來君位傳子專制的家天下思想，不只鑄成了政治的保守，抑且阻礙了物質的發達，中國的貧窮，實以此為根因。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看法，我並且十分相信我這個看法。有人說中國文化不注重發達物質，反對奇技淫巧，即妨礙了發達物質，我認為道是一個極不公平的批評。因為中國文化提倡「正德利用厚生」，「正德」是以德顯能，「利用」是以物養人，「厚生」是美善人生，最注重發達物質。「孝悌力田」，即是重農。「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」，即是重工。至排斥奇技淫巧，不是指發達物質說，是指在不適於人生處耗費精神說。中國由古以來教民生活，不貴異物賤用物，不作無益害有益，這話反面是打擊奇技淫巧，正面即是提倡發達物質。惟實現正德利用厚生，必須是天下為公的政治，不幸中國君位傳賢只歷兩代，為時一百六十餘年，即變為傳子，一私一切皆私。在此君位傳子的專制政體下，很難父賢子賢孫孫皆賢，為保持不賢子孫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間的賢能。此所以中國歷代民間發明雖多，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勵推廣，反遭到政府的打擊。此等行為，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以後為最。繼秦二千年來的政權，做法雖變，但均師其意。蓋中國當時無敵國外患，所慮為其子孫君位之害者，就是中國人民，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，不只是物質學問不能發達，即精神學問亦成了民間的產物，而不是政治的產物。

中國儒家的學問，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已」，是發達物質的最高動力，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質合一的圓滿道理。中國由古以來，說人民的幸福，一為壽，二為富，三為康寧，四為攸好德，五為考終命。亦必須加大生產力，正為發達物質的動力，其餘壽、康寧、攸好德、考終命，亦均須發達物質來完成。所以說中國物質科學不發達，不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，而是被君位傳子專制政體的政治力量所枷鎖。明末李自成造反，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。

為籠絡才智而開科取士，亦為維護君位的一個重要政策。這一政策發展到八股文時代，可謂極盡控制人思路，耗竭人腦力的能事了。我就讀私塾時，尚習作八股文，深感其在人腦中是懸崖絕壁，有時苦思終日，寫不出一個字來，不同於研究科學之有道路，有階梯。所以我常說：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於研究物質科學，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。

我十九歲時（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零一年）為時勢所驅，認為欲有補時艱，有濟國危，只有投筆從戎，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。越三年，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。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個人，其中我和姚以价、張維清三人是北京清廷給以公費，其餘十七人是省給以公費。當出國之前，山西巡撫（俗稱撫臺）張曾敭等所謂五大憲（撫臺、藩臺、臬臺、學臺、道臺）對留日學生諄諄告誡：到日本後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，以免誤入歧途。提到孫中山先生，尤其極盡詆譭之能事。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隻，就不禁有無限的感慨！人家船上的員工做甚務甚，謙虛和藹，人少事理，與我們中國人的做甚不務甚，驕橫傲慢，人多事廢，顯然是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對照。比至日本之初，雖對日本何以國小而強，中國何以國大而弱，不斷在腦中縈迴，然因臨行時清官吏之言猶在耳，仍存心拒與革命黨人往來。但逐漸由所聽到的話與所看到的書中，感到清政府誤國太甚，特別是有一天偶爾翻閱保皇黨出刊之《中國魂》，益諗知清廷之腐敗無能，清官吏所吩咐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話，至是在我腦中全部消失，遂決心加入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。

斯時正值孫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導革命，我聞其說，奮然興起，即由結識而參加其所領導之革命運動。翌年（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零五年）中國革命同盟會（簡稱同盟會）在東京成立，我們參加革命運動之同志，均為同盟會會員。我開始參加革命運動，距我到日之初僅僅三月，而我個人對革命事業之背向，則自覺判若兩人。我由此深深感到為政不可落後了時代，如落後了時代，則所培植之人才，皆為崩潰自己之力量。清政府選送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批之留學生二百六十餘人，超過前五批的總和，不能說不注重留學生了，但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運動的，也多是我們這第六批留學生，這完全是清政府領導失時所致。

我們在日本時，清廷曾要求日本驅逐中山先生，並禁止革命書刊，日本政府未予接受。當時留學返國的革命同志，被清廷殘殺者屢有所聞，我們即從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南洋大臣端方，要求他們停止殘殺，如不接受，即不惜以一萬革命同志的生命換他們兩人的生命。我們返國之後，一則因清廷建立新軍，須以留學生為主幹，一則因我們對袁世凱、端方的神經戰，使他們有了戒心，於是這一批留學生很快的都在清軍中取得職位。

曾記得加入同盟會的誓言中有「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建立民國，平均地權」四句話，我對平均地權這一句話的意義不甚瞭解，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請教。他告訴我說：「平均地權的『權』字，不是量，也不是質，這也就是說，不是說地畝多少，也不是說地質好壞，是說他的一種時效價值。」我聽了說：「我還不明白。」他說：「我給你舉一個例子，如紐約原來是個沙灘，可以說不值一個錢，現在因繁盛起來，一方尺地即值銀子七百兩。」當時我未問一方尺的尺是英尺，還是公尺，但我曾問：「美國也是花銀子，說兩數麼？」他說：「不是，美國的貨幣，名叫套如（編按：Dollar），一套如約等於我們中國一兩銀子，我說一方尺值七百套如，你一定不曉得是什麼價值，所以我和你說是值七百兩銀子。」我說：「那麼，你所說的平均地權，就是平均這一文不值漲到七百兩的地價麼？」他笑了笑說：「你說對了。」他繼續說：「原來一文不值，今天值到七百兩銀子，不是人力為的，也不是造化予的，這純乎是因國家經營所提高，不應當讓地主享有，應該由國家享有。」我說：「我明白了。」他又說：「如紐約的這一種事實，世界上太多了。就我們中國說，上海、天津、漢口、廣州都是這樣，而且還在繼續發展，因此我認為應該實行平均地權。」我接著問：「商埠碼頭可以如此，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嗎？」他說：「凡有此種事實者，均應如此。」我又問：「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？」他說：「耕作地因國家經營提高價值的事很少。」我復問：「因人力改良而增漲的地價可否歸國家享有？」他說：「不可，人力改良的應歸出人力者享有。」道一席話歷時三十分鐘，在此短短三十分鐘的談話中，中山先生問我：你明白了嗎？總在十次以上，那一種諄諄誨人的親切態度，至今思之，尤覺敬服不置。

我加入同盟會之後，中山先生指示我們學軍事的同志不可參加外部活動，以保身分之機密，但應在內部建立一純軍事同志之組織，負起革命實施之責。此組織定名為鐵血丈夫團，蓋取孟子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之義。參加此組織的二十八人中，山西即有溫壽泉、張瑜、喬煦與我四人，其他如浙江黃郛，江西李烈鈞，陝西張鳳翽，雲南羅佩金，湖北孔庚等，都是辛亥前後之革命中堅人物。

我在日本留學，於東京振武學校肄業二年半，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聯隊實習一年，東京士官學校肄業一年半。振武學校是從第六批中國留學生起，專門為中國學生設的。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亦不與日本學生同住，且上課亦不在一起，因為日本有若干秘密，是不願讓中國學生知道的。在此五年中，我的時間多用於連繫革命同志，開展革命工作。暇時常與李烈鈞、唐繼堯、李根源、朱綬光等分析時事，研究政情，並曾編著革命軍操典與革命軍戰法。革命軍操典注重編制之改善，革命軍戰法則注重夜戰，均為適應回國革命而作。實際用於功課的時間不及其半，故每逢考試，輙以意為之，尤其算術一課，多不按公式計算，雖得數能對，老師亦僅給以及格分數。

我留日期間，正值明治維新，不論政治上與社會上都是一片振興氣象。最使人歷久不忘的兩件事，一件是你無論向任何人問路，他們無不和和氣氣的告訴你，甚至領你到達你所詢問的路口。一件是你無論在任何地方丟失東西，一定有人想盡方法給你送還。

還有樣人崇敬軍人的精神，也使人十分感佩。我在士官學校時，有一次舍營，演習之後，汗透重衣，人民拿出他們的衣服，讓我們穿上，然後替我們將衣服洗淨熨乾，並第我們飲水吃飯，吃了晚飯之後，向我們說；「你們早點睡罷，明早集合的時間我們替你們打聽，叫你們起來，為你們預備早餐，不用你們操心。」

又有一次行軍路經一個鄉村，見有些老年女人向軍隊拱手，若敬神然。我以後向日本人請問為什麼如是恭敬軍人？他們說早年日本政府有云：「敵人的軍隊來了，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敵人，能替你打敵人的是軍人，你與其敬神，莫如敬軍人。」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這種印象。

日本維新，以發揚武士道，提高軍人精神，為其主要目標。我到日本的頭兩年，正值日俄戰爭時期，我曾問過日本友人說：俄國是一個大國，軍隊裝備又好（那時管退砲日本尚不能製造，戰場上擄獲俄國製造者，始行仿造），你們日本有沒有戰勝的把握？他說：有。我說：你這話有何根據？他說：俄國人警告頑皮小孩子的時候，常常說：你再不聽話，就送你到軍官學校。他們存著這樣的輕軍心理，我們對他一定有勝利的把握。但凡事過猶不及，這一段時期，在尚武上俄國是不及，日本是過，俄國在日俄戰爭時固然招致了失敗，日本在二次大戰時，由於軍人驕橫，自由行動，亦難免於失敗。

日俄戰爭時為日本軍人精神最盛時期，日俄戰後即漸漸減退。因為戰爭一結束，社會黨（社會上稱之為過激黨）的傳單逢軍人即散，傳單上充滿了諷刺的話，比如說，你們軍人死了許多，為日本換來了什麼？無非是軍人的榮譽與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罷了。在此種煽動下，很快的就有小部分軍隊突營的情形。

日本當時的社會黨和掌握下層社會的黑龍會，對中國革命運動，都很表同情與贊助。同盟會的盟友與他們過從頗密，對他們的活動亦多支持。有一次日本社會黨人大衫岩，因被日政府下獄，他夫人及其同黨人向我求助。我想到中國留學生患病住院，領事館每日可給醫療費日幣五元，我遂佯裝患病，經過一位德國醫學博士（亦社會黨人）診斷，允准住院。我一直在醫院住了六個月，把向領事館領到的醫療費，除了醫院費用，所餘九百日元，悉交大衫岩夫人。日本政府那時對社會黨人甚為敵視，這位朋友是社會黨的活躍人物，因而不幸於日本大地震時被日本政府假罪處死了。

民國紀元前六年（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零六年）奉中山先生之命，偕盟友趙戴文各攜炸彈一枚，返國佈置華北革命。至上海港口時，因知海關檢查甚嚴，乃將趙君所攜之炸彈亦集於己身，並向趙君說：「如檢出來，我一人當之，你可不承認是與我同行之友。檢查時，我站在前列，你站後列。」趙君說：「我站前列，你站後列如何？」我說：「站後列有畏懼檢查之嫌，易被注視，仍我站前列為宜。」果然檢查人員檢查後列較前列細密，我遂得渡此難關。其後我向趙君說：「愈危難處愈不可畏縮，畏縮則引人生疑。」行抵漢口，在一家旅館中，很凑巧的看到牆壁上有墨筆寫的兩行字：「事到難為宜放膽」，「人非知己莫談心」，我想那一定是革命黨人所題，若非革命黨人，腦筋中就不會動此感想。回晉後，在家中住了五天，即到五臺山周圍各縣與雁門內外旅行，向各處學生、教師、商人、僧侶運動革命，歷時三月，復赴日本。

其後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聯隊實習的階段，看見上海報載，廣東欽州被革命軍佔領，興奮之餘，即向聯隊提出因病請求退學之條呈，因為那時我的革命軍戰法已經編成，急欲親往欽州參加革命行動，對我的革命軍戰法實際作一試驗。結果日本聯隊長未批准我的退學請求，當批駁之條呈發下，又見報載欽州已被清軍克復。於今思之，方覺我當時的舉措未免衝動。

民國前三年（清宣統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）畢業返國，繞道朝鮮旅行，經京城（今漢城）時，適逢朝鮮大臣下朝，人人皆沿牆邊小路而走，且每行數步，即掉頭向我竊視，其狀如鼠之畏貓然。因我穿的是西裝，與日本人無大分別。一望朝鮮大臣之可憐模樣，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，以故未敢坦行，亦未敢直視。住旅館後，朝鮮報社記者來訪，最後含淚無言而別。至平壤，見有一座建築嶄新的樓房，經詢問獲知為妓女學校。我當時深感亡國之民，生命財產廉恥均無以自保，因而於辛亥革命成功之後，向山西人民普遍講述亡國之可怕，大聲疾呼的提出「救國要在國未亡之前努力」的口號。為進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實自警警人，曾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織韓國參觀團，由馮曦領導，前往韓國參觀。他們於回國後曾將參觀報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，以是山西人民對亡國慘痛都有比較清楚的認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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